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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农业体制或迎来34年来首次重大调整
2013年的中央“一号文件”可能将聚焦农业经营体制的改革创新,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,鼓励农户组织起来,应对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
时至年底,市场对于明年中央“一号文件”的关注升温。在此之前,从2004年起,“一号文件”已连续9年关注“三农问题”。近日,有市场传闻称,2013年的中央“一号文件”可能将聚焦农业经营体制的改革创新,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,鼓励农户组织起来,应对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。如果传闻兑现,这可能意味着,中国农业体制有望迎来34年来的首次重大调整。
34年前,1978年,中国农村以安徽凤阳小岗村为源头,兴起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,在保留集体经济必要的统一经营同时,将土地和生产资料承包给农户。这场改革不仅奠定了当前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的基础,更掀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的篇章,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不过,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,在新的形势下,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已呈现出许多问题。一方面,由于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,农村的空心化严重,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呈现老龄化、低龄化特征,农业的基础设施落后,耕地利用率下降。另一方面,农业劳动力的缺乏,自然会引起农业生产组织方式的转变,需要从经营体制上进行变革。这是“一号文件”所要解决的问题。
在此之前,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,要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,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,构建集约化、专业化、组织化、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;11月28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也提出,农村经营体制改革要因地制宜。要采取有效措施,使一部分年轻人愿意在农村留下来搞农业,培养和稳定现代农业生产队伍;12月4日,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,分析研究2013年经济工作,指出“要毫不放松抓好农业生产,落实和完善扶持政策,加大农业科技投入,鼓励发展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”。
决策层的前述举动显示,中国政府下一步农村工作的思路,将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,对农村经营体制进行进一步改革,更加注重组织化生产。目前来看,中国的国土和人口结构决定了农业不可能走欧美的大规模生产路线,日韩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小农经营模式才是中国农业可行的出路——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农业发展主要依靠发达的合作组织,为农业、农民提供金融、市场、咨询、科技等公共服务,这也是中国政府推行农村经营体制改革的可着力点。
从已披露的信息看,“一号文件”可能还将为以下两个命题破题,关乎中国农业经营体制改革的命脉。首先,谁来种地?据知情人士透露,“一号文件”的基本精神实在坚持农户为农业生产主体,创新发展专业大户、家庭农场、专业合作社、农业产业化等生产经营形式,但不鼓励工商企业大面积、长时间租种农户土地。工商企业应该主要进入技术、加工、流通等环节,为农民提供社会化服务。
第二个命题则在农村土地改革方面。推动农业产业化和规模化经营,鼓励种粮大户,实际上是鼓励流转,并为集体土地入市铺路。结合十八大报告所提出的,“推动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”来看,这可能意味着,有关土地流转的改革,将综合考虑农村人口转移及农业生产规模化等约束条件,稳妥、有序地推进。
值得一提的是,在解决“三农”问题时,决策层似乎并不打算从土地集体所有制及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入手,这是困扰当前中国农村发展的重要原因。在重大制度改革不容易推进的背景下,农村经营体制的改革创新始终存在瓶颈。如要根除中国农村发展所存在的桎梏,决策层恐怕还需统筹考虑这些更加棘手的议题。
十八大之后,习近平总书记选择深圳作为视察的首站,明年中央“一号文件”又可能着眼于中国农业体制改革--而这正是当初改革开放的起点。种种迹象显示,新一届领导班子有意持续推动改革的深化。这对于进入改革深水期的中国,对于中国的农业发展,无疑是积极的信号。